理论研究摘要：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正处于震荡调整之中，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新一轮竞争的加剧，欧美经济所暴露的深层次矛盾在短期内难以调整到位，但这并不意味欧美主导地位的终结。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欧美主导势力的消退将是一个长期的过渡。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妥善处理自身的发展难题和增长的矛盾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核心是要加快调整发展战略，努力构建新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世界经济格局，战略机遇期，经济全球化
自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增长的困境。金融危机同债务危机相互交织，宏观调控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相互抵消，失业与结构失衡矛盾交叉，经济及非经济因素相互干扰，致使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一个长期的震荡和调整过程。估计三五年内发达国家经济难以摆脱危机的困扰。与此同时，中国及新兴经济体仍保持着增长势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针对中国的棒杀和唱衰此起彼伏，经济上寻求同中国合作，政治上谋划遏制中国发展，手段层出不穷。所以，准确把握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及变化特征，适时调整应对措施，把握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是当前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是中国把握战略机遇期、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时期。
关于当前经济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判断
(一)世界经济格局加快演变，欧美主导仍未根本动摇
从全球经济总量结构看，发达国家的总体份额出现了明显下降，美欧的经济总量分别从2009年的25%和28%下降到2010年的23.3%和25.9%，2011年再降到21.7%和25.2%。与此同时，中国及金砖国家的份额已由14%上升到17.3%，2011年已超过20%。经济总量的变化导致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歧与矛盾明显上升，G20会议协商机制的形成即反映了这一变化。
在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以下三种趋势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一是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仍处于主导地位，且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间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显示，1880—1980年间，美国GDP年均增幅为3.4%，其中1940—1980年的年均增幅为3.7%，而1980—2007年也基本维持3%的增速。此外，美国在金融市场、科技创新及军事力量方面仍处于绝对的优势，在全球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仍发挥着主导作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发达经济体的日益衰落是一个长期的交替过程。二是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需要较长的磨合过程，主要体现在G20的影响力虽在扩大，但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虽然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方面已形成许多共识，但改革的方向和框架内容仍难以达成一致。三是当前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益复杂化。欧债危机的演变充分暴露了欧美之间的矛盾，金砖国家虽在整体上有共同的诉求，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于竞争状态，有时矛盾亦会十分突出。新兴经济体潜在的增长矛盾如处理得不好，不排除将遇到新的困难和障碍。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之前难以真正主导世界。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受阻，但大趋势仍没有改变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动力，以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为支点，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并迅速发展为全球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但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贸易和投资，2009年全球贸易额下降了23%，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下降了39%，且近两年仍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
此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两个新的矛盾：一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增长利润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所垄断；二是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全球贸易投资的制度性建设明显滞后，国际多边组织的协调和规范力不从心，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目前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制有两个新动向：一是针对全球价值链和贸易统计方面的研究正在深入探讨，力求对贸易不平衡做出新的解释；二是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方面寻求新突破，以促进全球投资的规范化。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全球已发生的各类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逾6100个，已生效的约3000个，但缺少统一的国际多边投资体制。而目前就如何规范全球投资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WTO为主，主张加强对全球投资体制的规范引导；另一种则是主张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多边投资体制。
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欧美的利益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在制造业方面产业调整的滞后和就业机会的损失，引发了部分反全球化的势力，尤其是受到非政府机构和工会等为主的一些社会团体的抵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金融危机后的动向看，由于各国经济均处于调整之中，制造业回归的呼声占主导地位，加上部分国家为创造就业，纷纷采取了一些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手段，从而出现了部分跨国公司资金回流的迹象，其中美国的动向最为明显。但从长远看，全球化仍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内生产贸易安排不可回避的大趋势，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组合存在巨大差异，而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改进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当前迅速发展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只是解决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合作和投资效率问题，且带有一定的排它性，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和重组。
相信世界经济经过震荡和调整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将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积极引导作用，并在推动形成国际多边投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短期看，未来三五年，全球化仍将处于低潮，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相应将受到一定的限制，将处于中速增长阶段，预计将维持在3%～5%的增长水平。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金融风险此起彼伏，欧债危机影响深远
本轮全球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应归咎于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由于银行衍生品业务的失控，监管不当，导致银行信誉受损，流动性短缺，经济发展全面受阻。在治理金融危机过程中，美国采取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即注入流动性，以确保银行的平稳过渡，而对银行业的规范和改革却迟迟没有到位，所以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危机。此外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扩张中，欧美社会形成了高额的政府主权债务。加之格林斯潘九年执掌美联储，一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为后来的危机铸下隐患。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导致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的脱离，投资同投机的混淆交错，从而奠定了金融危机的基础。由于危机阶段经济萧条，财政入不敷出，所以负债严重的国家率先进入了主权债务危机，反过来又对银行的信誉形成新的压力。与此同时，银行仅有的流动性不仅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变本加厉地在金融市场上频繁炒作交易，以期套利，其结果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经济持续萧条。其核心问题是监管部门缺位，轻者说是养虎为患，政府被银行绑架，重者说是监管部门已同金融寡头同流合污。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形势下，银行的投资功能不断减弱，投机行为不断上升，这一现象暴露了银行业的深层次矛盾。首先是制度设置和监管水平存在问题，其次是业务经营理念和竞争目的不纯。与其说在制度设置和监管问题上存在盲点或难点，倒不如说欧美金融业凭借其竞争优势，故意设局以期高效获得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高额损益份额，而为此买单的只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和其他中小金融机构。这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合理。
为此，要想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彻底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核心是要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积累社会财富，而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交易游戏；其次是改变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抑制投机，重新确立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协调发展模式，在这方面，除规范和加强财政银行的监管外，必须改革国际金融市场运行模式，由投机为主的经营转变为投资获利的发展模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解决分配不均和部分机构长期控制和左右金融市场所形成的不合理交易行为。
(四)经济结构亟须调整，科技创新面临突破
本轮经济危机带有典型的长周期特征，即经济增长的内在引擎丧失，虚拟经济过度泛滥，经济的复苏和振兴需解决好三大问题：一是结构失衡问题，如何理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危机初期欧美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认为世界经济不平衡是中国出口多、顺差大造成的，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危机后期欧美选择了制造业回归策略，虽方向正确，但亦难以摆脱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工的制约；二是培育新的增长引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引擎的启动是需要时间的。金融危机至今已经历4年，经济活动仍处于停滞状态；三是寻求国际合作。但目前欧美各国主要精力均没有放到调整和寻求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仍停留在应对矛盾和利益得失的谋划之中。尽管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苗头已经产生，但由于各国政策的不协调以及国际发展环境的恶化，使得全球经济的调整和复苏仍处于震荡之中。
有两大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内，新兴经济体将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主体，而全球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仍将控制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边。发达经济体部分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回归将有所加快，但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全面实现制造业的回归；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综合竞争力将逐步提升，而新兴经济体在核心竞争力方面短期内将难以全面超越；二是全球贸易将处于低速增长，全球投资将以略高于贸易的速度增长。跨国公司出于盈利目的，仍将继续承担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力量不再主要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新兴经济体海外投资的增长及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逐步扩大影响。
结论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虽离不开政府间的合作来推动，但全球跨国公司的推动作用将日益上升，即企业仍是发展的主体。历史的经验表明，尽管形式上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府的行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实际上社会的进步仍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的结果，而代表生产力的主体是制造业和跨国公司的作用。经济学家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已发生的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归纳和总结，得出成功的经验。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或经济理论可以引领社会的发展。而政治家和政府的作用则在于选择或推动一种发展的模式，顺势而为。
(五)大国竞争与发展模式反思
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欧美形成了新的挑战，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多哈回合谈判，二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这两个事件都同中国有关，当然印度、巴西等也是关键成员。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打破了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欧美被迫接受这一现实，但仍在寻求以各种形式主导和引领世界。G20会议上的争论，中美之间的矛盾，以及美战略调整均标志着大国竞争已全面展开。美国重新部署亚太均证明了这一判断，而大国竞争形式表现在主导权和话语权的竞争方面，其核心是经济发展问题。
当前在经济发展理念上的反思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社会责任和定位。从历史上看，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市场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争，剑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其核心一直是围绕着自由竞争和政府干预。
目前主流经济学派仍占主导地位，而像美国的伯南克等官员基本上是受凯恩斯影响较重的，主张政府干预。所以目前看政府干预仍占主导地位。更严重的问题是，目前政府同金融寡头的利益结合是构建公平、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障碍，收入分配不均，金融寡头垄断，这些困境一时难以摆脱。所以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已不是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及政策选择
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90年代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了开放促改革的新局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期间，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国企、民营和外贸是市场三大主体和主导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成本上升的压力、外部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等诸多深层次矛盾。上述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是长期高增长的伴生物，并不代表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结束，关键是选择正确的方法加以克服。
应该说，此轮欧美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期。一是中国内生增长动能仍在，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在增长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二是改革所产生的制度红利还有待挖掘。关键要妥善处理好当前的增长矛盾，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要加快调整发展战略，构建新的竞争优势。
(一)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稳定外贸外资增长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要通过改革进一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解放生产力，加快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要正确认识外贸外资在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充分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贸和外资的长期依赖性，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稳定外贸外资的增长，发挥对外合作和走出去形成的新的增长动力，尊重市场化的规律，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解决好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规模优势向资本技术优势转变、政策引导向内生增长转变，同时改变市场环境，激活增长的动能。
(二)坚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一是加快财税金融改革。积极大胆地实施全面减税政策，减缓企业发展的压力，特别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应体现积极政策的倾斜；二是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实体经济投资不够活跃，有市场环境的约束，同时也有政策限制的因素。应进一步下放投融资体制审批权限，激活民间投资；三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四是实行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消费。上述措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平稳过渡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三)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巩固提高竞争优势
要正确认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积极地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构建新的竞争优势。一是要做好国内的产业布局调整，积极推进产业的梯度转移；二是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形成一批制造业的跨国公司，构建中国企业的海外营销网络，扩大海外投资布局；三是加快推进制造业产业技术工人的培训，全面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构建新的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加快在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扩大利用外资，加快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四)把握国外政策动向，调整外交战略定位
一是精心谋划新形势下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二是坚决维护中国大国形象，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要形成系统的主张和理念，占领道德制高点，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维护中国主要价值理念；三是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和国际组织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四是突破中国外交的传统思路，在大国竞争中学会周旋和倚重盟友。
(五)加快人才培养，谋划国际发展空间
一是加快国际型人才培养，增强国际交友和交涉能力，提高国际事务的适应性和主动性；二是加快引进海外人才，发挥他们熟悉国际环境的优势，充实提高中国海外各类机构的应变能力，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三是结合国际形势变化特点和趋势，形成新的战略思维、定位，逐步调整布局和重点，协调好大国关系，利用矛盾，巧妙周旋；四是在国际事务冲突中形成应急反应机制，明确底线坚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