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共享商场如战场，在国际贸易的战场上，法律规则往往成为封喉利剑，出口企业要充分重视对进口市场法律规则的学习和积累。只有掌握进口市场的法律规则，才能够主动识别陷阱，保护切身利益。
案情简介
2010年2月，内地出口商A公司向香港买方B公司出口服装，总价值10万美元，支付方式为货到付款（OA）60天。应付款日后，B公司以A公司迟延交付货物、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拖欠全部货款。A公司积极寻求和解，但B公司态度强硬，毫无商谈余地，双方陷入僵局。
让A公司更感意外的是，拖欠发生两周后，竟然收到来自香港Y律师行的律师函，函称A公司因违反合同约定，给B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损失金额共计12万美元，在扣减B公司应付的10万美元货款后，A公司应立即向B公司支付剩余的2万美元欠款，如5日内A公司不能提供已支付欠款的银行凭证，Y律师行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A公司感到事态的紧迫性和复杂性，立即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通报可能损失，并委托介入调查。
案件分析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先对买卖双方的贸易背景进行调查，了解到B公司是一家颇具规模的贸易商，在香港成功经营20载，已成为欧洲某大型连锁超市的主要供货商；A公司与B公司于2009年开始合作，由于采购量大、订单稳定，B公司已成为A公司的重要客户。
鉴于B公司在律师函中提出明确的反索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迟延交付问题请A公司立即提出答复意见，A公司表示，第一，“迟延交付系客观情况所致。因B公司在2010年初下订单，正值年关，工厂劳动力不足，日夜赶工才勉强完成，迟延在所难免”；第二，“A公司曾就迟延出运时限与B公司沟通，提出通过空运方式运输该批货物，B公司未置可否，应视为B公司知悉此事，推定其同意延期交付”。初步判断A公司确实存在迟延交付情况，后续处理很可能陷入被动。考虑本案牵涉合同纠纷，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立即委托香港律师对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律师分析认为：
第一，双方签署的贸易合同中买卖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A公司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律师指出，合同约定适用香港法律，如发生纠纷，香港区域法院具有独任管辖权；在此前提下，在价格、交付、质检等环节为A公司设定了十分严苛的合同义务，如约定“本合同确定之货物价格，除非买方提出申请，自动适用于买方于12个月内重复发出的订单”、“如货物未按合同约定日期交付，卖方将支付货物价值2%/日的罚金”、“如买方对产品质量不予认可，卖方必须提供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出具的权威检验报告，并承担相关费用”等。律师认为合同条款处处为A公司布设陷阱，部分内容甚至已经违背基本的商业公平精神，A公司签署这样的贸易合同，无异于签署了一纸“卖身契约”。
第二，B公司已就反索赔事宜在香港区域法院递交诉状，从专业角度分析，该法律行为带有明显的“防御性”。根据律师调查，B公司已正式向香港区域法院递交诉状，由于案件的被告A公司是内地的法人，根据香港法律规定，启动域外送达程序后，案件才进入排期审理阶段；B公司自递交诉状起12个月内可以申请启动域外送达程序。律师指出，B公司通过提起诉讼，有效制约了A公司在香港寻求救济的主动权，使其居于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自提起诉讼之日起12个月内，A公司无法在香港针对B公司就同一事项提起诉讼，A公司丧失了寻求司法救济的主动权；A公司如委托香港律师与B公司谈判，B公司可以提出由其律师代为接受送达，则诉讼立即进入排期审理阶段，A公司丧失了获得法律援助的主动权。B公司有效制约A公司寻求法律救济的主动权，客观上为自身设立了一道保护屏障，该法律行为带有明显的“防御性”，使B公司首先做到“退可守”。
另一方面，在不申请域外送达的情况下，B公司可以通过Y律师行给A公司施加压力，逼迫A公司接受反索赔条件；如果A公司不就范，B公司可以立即申请域外送达，推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则A公司将选择是否应诉。如果A公司不应诉，则B公司顺利获得缺席判决，反索赔主张得到法院支持；如果A公司应诉，将面临支付高昂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诉讼费用，若诉讼被拖入拉锯战，费用可高达数十万港币，应诉与否，难以抉择。B公司有如设下连环套，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在整个谈判中做到“进可攻”。相较之下，A公司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十分被动。
第三，如A公司委托香港律师处理本案，须按小时支付费用，即便不进入诉讼阶段，费用也将高达数万港币。根据律师估计，本案前期分析案情、拟定方案，律师需15个小时左右，按5000港币/小时计算，律师费的“起步价”在75000港币。一旦B公司申请送达，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费用无法预知，如果败诉，A公司可能还将承担原告的律师费等相关诉讼费用。A公司若选择继续，费用高企，前途未卜；若选择放弃，不仅10万美元货款无法收回，还需额外背负2万美元债务。A公司骑虎难下，难以抉择。
局势对A公司十分不利，根据信用保险原理，如A公司主动放弃债权，出口信用保险将无法发挥补偿机制，A公司还需额外支付2万美元，净损失合计为12万美元。经过审慎分析和评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鼓励A公司在律师的专业配合下放手一搏。
案件处理
经过艰难抉择，A公司最终选择主动应对，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协助下，A公司与香港律师达成一揽子合作方案，即将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按不同节点划分阶段，按阶段支付律师费，总体费用采取“封顶保底”的原则。
由于律师的介入，B公司通过威吓逼迫A公司就范的企图落空，很快启动了域外送达程序，案件在香港区域法院进入审理阶段。由于筹备充分，A公司第一时间对诉讼作出回应。根据律师判断，本案诉讼进入拉锯战的可能性不大，从专业角度分析，第一，B公司本身并不愿意在这场诉讼案件中投入过多精力；第二，B公司主张事由并非毫无破绽，其对本案也无绝对胜诉的把握。只要A公司顶住压力，积极应诉，B公司很可能会主动提出庭外和解。
果然B公司很快提出和解，双方通过磋商，最终达成一致，B公司支付6.5万美元货款，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B公司撤诉。
启示与思考
商场如战场，在国际贸易的战场上，法律规则往往成为封喉利剑，出口企业要充分重视对进口市场法律规则的学习和积累。
本案中，A公司正是因为未能充分理解、掌握、运用进口市场的法律规则，而一度使自己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特别是法律体系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只有掌握进口市场的法律规则，才能够主动识别陷阱，保护切身利益。
